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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红军长征在四川】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的斗争为红军胜利转战四川奠定了基础
【编辑日期:2019-09-10 08:35:00】 【来源: 】 【关闭】

  

    
 

   中共四川地下组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。早在1921年,王右木就在成都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。次年,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。1921年至1922年,恽代英、萧楚女先后来川为党团组织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宣传、组织工作。1922年,四川有党员三人。1920年在上海参加朝鲜共产党的王维舟,于1923年回到家乡宣汉县清溪场,宣传革命,创办学校,培养革命人才。

  1923年,王右木接受中共中央指示,在成都建立了党的组织。以后,綦江、泸州、重庆、顺庆(南充)、宜宾、涪陵、内江、彭县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党组织。1926年2月,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省委一级的领导机构——中共重庆地委以后,全川共产党员进一步在城市、农村和旧军队里领导人民开展各种斗争。1926年11月,中共四川地委成立了由杨闇公、朱玉阶(朱德)、刘伯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。同年12月至次年5月,中共四川地委和军委直接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顺(庆)泸(州)起义。与此同时,四川各级党组织在綦江、梁山(今梁平)、屏山、自贡、成都、涪陵等地领导农民、工人开展了策应顺泸起义的斗争,在全川建立了三百多个乡级农民协会,有会员三万多人。蒋介石在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之前,就勾结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残酷镇压共产党人的“三三一”惨案,死伤数百人,中共四川党组织领导人杨闇公、冉钧等相继遇害,四川各地陆续陷入白色恐怖之中。

  1927年7月,中共中央派出傅烈等人到四川重建省委。八七会议后,中共四川临时省委迅速召开会议,传达和讨论了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,并先后建立了川西特委和川南特委,在全省三十多个市、县和地区恢复了党的组织。从“八七”会议后到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前,四川地下党领导了很有影响的邻水、南溪、宜宾、涪陵、绵竹、丰都、雅安、荣县、梁山、达县的虎(城)南(岳)、铜梁、荣(县)威(远)、彭山、南部的升(钟寺)保(城)、蓬溪的东乡等地的农民暴动,发动了万县、潼南、合川、江津、广汉、德阳孝泉等地的兵变,组织了涪陵桐梓山游击队、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游击队、万源固军坝起义、遂(宁)蓬(溪)起义、彭水起义、涪陵罗云坝起义和川东游击军等。其中,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和四川工农红军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路游击队及川东游击军的声势尤为浩大。

  1932年12月18日,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四川。几天后,中共四川省委就发出特别通知第三号,提出反对军阀混战和拥护红军入川的总任务。又过了两天,四川省委再次宣告拥护红军入川,要求拥有一千五百多名党员的四川各地党部,组织广大的失业工人、兵士参加红军,组织广大群众帮助红军。不久,四川省委向中央报告已通知川北党与红军取得联系,扩大拥红宣传与募捐支援红军等工作,要求中央介绍红四方面军与四川省委的关系。四川省委将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1933年6月2日写给四川省委的信抄报给中央以后,中央才恢复了和红四方面军断绝的交通关系。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,巩固与四川省委的关系。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奉调去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。四川省委建立了经三台、阆中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交通线,输送了二百多名党团员和专门人才去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。

  为了配合和支援红四方面军,四川地下党组织从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到红一方面军入川前,发动和领导了南江桃园寺起义(这支由共产党员张友明和任炜章发动、有两千余人参加的起义队伍,经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独立师),苍溪苟英寨农暴,巴中恩阳河兵变,盐亭和安县保安大队兵变,南充西区农暴,苍溪三堆石农暴(农暴队伍后编为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独立营),中江文家桥农暴,遂(宁)安(岳)农暴,三台柳池农暴,涪陵土地坡农暴,崇庆分州兵变,青神西山农暴,嘉陵江前线1935年“一九兵变”,建立了上川南抗捐军(有两千多人参加,后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)、黔江红军游击大队、酉阳红军游击队(后编入红三军川黔边独立团)、盐亭农民武装(有三百多人,后改称工农前卫团)、叙永游击队和南六游击队等。

  早在1933年1月,中共四川省委就指示绥定(达县)中心县委迅速动员一切力量,巩固和扩大川东游击军,配合红四方面军,猛烈扩大游击根据地,争取与主力红军会合。此后,川东游击军积极活动于宣汉、城口、达县、万源、开县一带,牵制刘湘、刘存厚的兵力。到同年夏天,川东游击军主动积极配合了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。1933年10月,川东游击军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,正式改建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。由于宣(汉)、达(县)战役的胜利和川东地下党组织多年在这一带地区工作的结果,农民踊跃参军,红三十三军达一万六千多人。川陕革命根据地内党的组织,在原来地下党工作的基础上,红四方面军帮助建起了赤江、巴中、红江、赤北、苍溪、阆中等县委。中共梁(山)达(县)中心县委原属四川省委领导,在转归川陕省委领导以后,改为绥定道委。

  就在四川地方党主动支援和配合红四方面军开展各种斗争的同时,蒋介石和四川军阀进一步勾结,疯狂镇压四川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。1933年4月,成都成立了反动组织“清共委员会”。接着,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派员办事处制定了《消灭共匪方案》。1933年9月10日,蒋介石对四川“赤氛披猖,极为注意,特电刘湘大举进剿,并限令三个月务将赤匪肃清”。同年10月,刘湘就任“四川剿匪总司令”职后,派出特务、叛徒在成都等地“清乡”,逮捕了代理省委书记苟永芳、省军委书记覃文(后均牺牲)。党、团省委及成都市党的领导机关遭受严重破坏,绵安、三台、内江、泸州、嘉定(乐山)、南充等中心县委也先后被破坏。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,四川地下党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下来,很快就组织了临时省委,还新建了阆南中心县委和遂安特区等组织。

  1934年1月,新成立的四川省委通过了全川工作计划,决定设法恢复和建立与川陕革命根据地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联系,恢复在川军二十军、二十四军中的军事支部,积极组织兵变投向红军。接着,四川省委派出邹风平至泸县中心县委,以叙永、古蔺、古宋、江(安)纳(溪)、赤(水)合(江)、泸州、荣(昌)隆(昌)为中心组织群众斗争。省委又派人建立了“忠(县)丰(都)涪(陵)工作委员会”,派人去重庆、合川、江津、顺庆等地恢复工作。

  由于中央三次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,特别是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和中央派到四川来的特派员徐平积极贯彻“左”的决议,加之张国焘在执行中央“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”的任务中,又进行家长式的领导,四川地下党的工作更直接受到“左”倾路线的危害。

  1934年12月,已经开始直接控制四川的蒋介石,与四川军阀一起,用更加毒辣的手段镇压四川的革命力量。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更严重的破坏,先后有省委负责人多人以及中心县委、县委的负责人和大批党员被捕、遇害。1935年2月,省委派秘书长余若平带着四川省委的信和一些情报,准备经泸县过长江,与正在川黔边长征中的党中央接头。可是余若平在成都出发前就被捕(后叛变)。接着,省委和下属党组织负责人又接连遭到大逮捕。这样,同当时因王明错误路线导致全国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一样,到1935年5月底,四川地下党组织除少数地区外,基本上都遭受破坏。

  在省委遭受破坏以后,泸县中心县委开始了独立活动。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提出,“川南的党是前线的党,前线党的任务是武装斗争。”邹风平等人机智地避开了前来抓捕的叛徒、特务,仍按原计划(改变了原定地点)召开了有宜宾、泸县等中心县委负责人参加的川南中心县委联席会议,继续领导川南的党员和游击队配合红一方面军长征。地下党员赵启民等人领导了沐川天宝山和高笋两次农民暴动。川北的党组织除直接配合红四方面军开展斗争之外,中共阆南中心县委又建立了阆南县民主政府,并组成有一千七百多人的升钟寺独立师,以后独立师加入红军进行了长征。另外,西昌、冕宁、雅安、宝兴等地的党组织和分散在全省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,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战斗。

  本文来源为由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编著的《红军长征在四川》(2017年修订版)

  来源: 《红军长征在四川》(2017年修订版)
责任编辑:何晓波